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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深度剖析高校教師的處境及出路
    2017-02-13  來源:中國聚合物網
    關鍵詞:高校教師
      即使是北大校園,大家急匆匆走路,都像在趕地鐵。如果大學校園里的教授們、學生們也都沒有“悠閑”,沒有不著邊際的思考,沒有特立獨行的精神追求,那么我們就只能做一些迫在眉睫的“職業培訓”了。把大學降到職業培訓的層面,實在讓人擔憂。

      問:我們的調查顯示,現在高校老師的壓力都很大。老師的壓力源,科研排第一,教學排第二。90年代我們上大學的時候還感覺老師都很愜意,但是現在沒有這種感覺,很多人都在忙。有忙著報銷的,有忙著去結項的,在這樣的情況下,很多老師都感到沒有一種很好的狀態去做科研工作。您怎么看待這種情況?您認為它的原因是什么?

      答:原因有很多,最主要的是由評價體系決定的。我不知道你們在做調查的時候,是否有細分受訪者的專業?不同專業的情況大不一樣,不要一鍋煮。比如說,有的專業期待天才少年,有的專業出大成績必須熬白了少年頭。你做數學研究,四十歲還沒什么大動靜,就不用再做了;而對于文史哲學者來說,四十歲才剛開始呢。所以,不同專業對待“少年才俊”的定義及態度不一樣,這是可以理解的。另外,不同時代的年輕人,“脫穎而出”的概率不一樣。現在的學生要出頭,比我當時要困難得多。我是七七級大學生,“文革”后恢復高考的第一屆。我們那一代人“出來”很容易,只要有才華、肯努力,就有機會。因為那是一個大轉型的時代,年輕人更容易敏感到新時代的曙光,也很容易獲得大展身手的機會。而現在,整個社會的學術、思想、文化等都處于“平臺期”—已經發展到一定程度,大致路徑及規模已經形成。“平臺期”年輕人的出頭,肯定比變革時期的年輕人要困難很多。

      問:大背景是這個樣子,那落到中國現在具體的狀態呢?

      答:高校教師現在面臨的壓力,有學術上的、有生活上的、有教學上的、更有整個社會以及周圍環境的,我們必須一個個梳理。看哪些是屬于個人的問題,哪些是屬于社會的問題,還有哪些是學校自己就能做主的。我說過,當下中國的大學校園處于“分裂”狀態。以前,我們習慣說“知識分子問題”,認定那是一個“同呼吸共命運”的特殊群體,現在不是這樣了。不說政治立場的差異,不同地區、不同大學、不同專業的教授,其經濟收入與精神狀態,已經“不可同日而語”了。比如,同在北大教書,做人文學的,與做經濟、法律的,趣味很不相投。這邊嘲笑那邊“迂腐”,那邊嘲笑這邊“淺薄”,彼此之間很難再有真誠且深入的對話。

      這是大的背景,還必須落實到具體的專業領域。比如,以項目制為中心、以數量化為標志的評價體系,對人文學的傷害遠比對社會科學大。而最受傷害的是從事人文研究的年輕學者,因現在需要的是早出活、快出活、多出活,而不是“出好活”。人文學研究需要厚積薄發,這就導致那些愿意走正路、按老一輩學者的方法和志趣治學的年輕人,很容易被邊緣化,甚至被甩出軌道。當然,“上有政策,下有對策”,只是這樣的“小聰明”無法幫助真正的學術發展與創新。

      目前中國大學,無論自然科學、社會科學、人文學,都過分追求科研項目及論文數字,大家疲于奔命。很快地,我們的論文多起來了,數字也上去了,大學臉上有光,但整個學界的狀態并不理想。我曾經引用梅貽琦、潘光旦的《大學一解》,說為什么大學非要有“閑暇”不可,就因為“仰觀宇宙之大,俯察品物之盛,而自審其一人之生應有之地位,非有閑暇不為也”。而現在的狀態,即使是北大校園,大家急匆匆走路,都像在趕地鐵。如果大學校園里的教授們、學生們也都沒有“悠閑”,沒有不著邊際的思考,沒有特立獨行的精神追求,那么我們就只能做一些迫在眉睫的“職業培訓”了。把大學降到職業培訓的層面,實在讓人擔憂。

      問:難道北大也是這樣嗎?

      答:北大相對來說還算是比較好的,一直在抵抗這種數字化的考核制度。其實,一個好的學者,不一定寫那么多論文。我曾引用鐘敬文先生晚年的話,他說他活了將近一百歲,一輩子也就三五篇好論文。如此自嘲,意在提醒那些在“量化指標”驅趕下拼命趕工的現代學者,悠著點,慢工方能出細活。一個人一輩子能寫出幾篇自己滿意且在學界有影響的好論文,這就很不錯了。而現在,要是一年只寫一兩篇文章,會被領導批評乃至懲罰的。

      問:那學校肯定饒不了你了。

      答:現在中國學界,過分看重數字,間接鼓勵粗制濫造,這會有嚴重的后遺癥的。既然誰都明白,為何不實事求是,給老師們較為寬松的學術環境?這就是評估體系鬧的。你當領導,就得肩起責任,努力抗拒這個潮流,即便因此而臉上無光,甚至被撤職,也在所不惜。但這不是一般人所能做到的。

      問:過去的學者沒有這種壓力嗎?

      答:當年傅斯年在中央研究院當史語所所長時,曾經要求所有剛進所的助理研究員,三年內不許寫文章;即便寫了,也不要發表。有些人很努力,希望早出成果,那他會很不高興的。傅斯年是史語所的大家長,有這個權威,大家聽他的。而且,這么做也有道理,逼著你認真讀書,沉潛把玩。

      我在北大念博士期間的導師王瑤先生,也認定研究生在讀期間沒必要發論文。他指導的碩士生錢理群、趙園、吳福輝、凌宇、溫儒敏等,都是在畢業后才開始大發論文的。因為念研究生這幾年,允許你心無旁騖,拼命讀書,這種訓練與積累是管一輩子的。現在可好,碩士生、博士生都被要求多發文章,整個學習狀態完成變了。

      我以前指導研究生,也是讓他 / 她們多讀書,勤思考,少寫作,不一定非發表不可。現在不行了,扛不住了,因為很實際的問題—學生找工作需要“靚麗”的成績單。以前招聘單位一看是北大博士,認定你質量有保證,肯定行。現在各大學為了“公平”起見,由人事部負責招聘新人。人事干部只能數你有多少篇文章、在什么級別的雜志上發的。今年我指導的一個博士發文章的“級別不夠”,可我知道他的實際水平,給對方院長寫信,答復是:我們相信你的判斷,可人事部那邊……

      問:現在是看著您的面子也不夠了。

      答:最后兩邊努力,還是有比較好的結果。在國外,博士論文答辯前,不允許部分章節提前發表;而在中國則相反,答辯前必須多發幾篇—而這往往是博士論文的一部分。換句話說,答辯委員會缺乏自信,把發現人才、裁斷論文的工作,部分交給了雜志社編輯。

      總之,當下中國大學,問題多多,危機重重。有的問題是衍生的,有的則是主導性質;在我看來,最為關鍵的是高校的“大躍進”,以及與此相關的評估體系。過多的評獎、過多的評估、過多的考核、過多的行政干預,導致今天中國大學的諸多亂象。

      我再三說,此舉受害最深的是青年教師。因為五十歲以上的教師,或者足夠好,考核不考核無所謂;或者“死豬不怕開水燙”,我就是這個樣子,你還能拿我怎么著?四十歲以下的教師,一方面還有朝氣,還想往上走,不愿意就此停下來;另一方面呢,學校壓給他 / 她們的任務比較重,因而心力交瘁。除了升教授等現實層面的考慮,人在四十歲以前,還是有一些理想性的。

      無奈,現實就是這個樣子……

      說到這個問題,很多人舉薪水低作為例子。我承認這是個問題,但平心而論,高校里的年輕人,待遇還是可以的。你們看一下我編的《筒子樓的故事》,很多北大學生看了流淚,說沒想到老師你們當年是這么走過來的。我當然希望年輕人生活好,但所謂“一步到位”是不現實、也是不合理的。年輕教師之所以覺得委屈,是因為他們的心理期待以及周圍環境的壓力。比如說,五六十年代乃至八十年代的教授,沒有迅速致富的條件,不會有那么強烈的失落感。當時整個社會風氣不允許你“炫富”。你真這么做,周圍的人會看不起你的,哪像現在這個樣子。當然,即便今天,像北師大那位“炫富教授”,也只能說代表了一種趣味。這“趣味”基本上不屬于人文學者,只有商學院的教授才說得出口。西方著名大學商學院的教授,也比文學院教授掙錢多,但他們一般比較低調,絕對不敢如此炫耀。

      整個社會的價值系統出問題,過于崇拜金錢,這是高校教授感到壓抑的一個重要原因。但我不想把大學里的青年教師說得特別慘,那不符合實際。教授薪水不高,但有象征資本。比如說,“北大教授”這個牌子,本身就給他 / 她增光不少。即便你比較窮,大老板也不敢看不起你。所以,不能把教授工資低這個事情說得太過分。但另一方面,作為政府,你有責任讓教師及科研人員比較體面地、有尊嚴地生活。我說的不是“富裕”,而是“體面”——具體說來,就是衣食無憂。

      其實,我更想說的不是錢,而是職稱。這對青年教師的傷害更大。在大學里,四十歲左右的年輕人,尤其是副教授,正處于創造力最旺盛的時候,應給他們創造好的生活及科研條件。再年輕一點,還處在學習階段,積累不夠;而過了五十歲,尤其是出名之后,各種社會活動太多,會影響思考和研究。年紀再大點,則是心有余而力不足。所以,四十歲是一個人心智成熟而且還有理想的時候,最值得期待。各大學情況不一樣,北大青年教師的最大壓力不在薪水,而在職稱評定。不知道你們大學的情況怎么樣?

      問:壓力也非常大。

      答:據說,北大教師晉升教授的平均年齡是這樣的:自然科學三十八歲,社會科學四十三歲,人文科學四十六歲。換句話說,你在北大教書,大部分人要熬到四五十歲,才能評上正教授。我知道各大學不一樣,有的為了搶人才,三十歲就給你正教授。像北大中文系,積壓的人才多,很多人熬到五十歲才能過關,這有點殘忍。并非所有的教師都能評上教授,但對好學者來說,早點評上正教授,心理狀態及生活環境都比較穩定,那樣才能定下心來做大的研究。我記得申請重大課題時,副教授有限制,是不是?

      問:副教授可以申請一般課題,但不可以申請重大課題。

      答:我給學校提建議,晉升職稱應該像國外大學一樣,采用“評審制”而不是“名額制”。只要你足夠優秀,你就可以提出申請,材料送到世界各地大學去匿名評審,通過了就提升;通不過,不只升不了,說不定還要走人。你自己判斷,有把握就提出申請。現在臺灣、香港的大學也都是這么做的。老師們都很刻苦,要到國內外學界去競爭,壓力很大,但那基本上是學術上的壓力,跟人事什么的沒多大關系。

      我們現在采取的是“名額制”——給你這個單位多少晉升教授的指標,然后由本單位的學術委員會來評定。這里有學術因素,有人情因素,甚至不排除利益交換。這樣一來,有才華且有個性的青年教師會覺得特別痛苦。為什么只給你這么幾個指標呢?因為比起其他大學來,北大教授所占比例高;而在北大內部,中文系教授比例也是高的。可你放眼全世界,通常好大學的教授比例都比較高。你要用行政手段,把這個比例壓下來,反而是不自信的表現。我接觸過很多北大年輕教師,最關心的不是錢,而是職稱。對他們來說,這是一種榮譽——我做這個工作,到底值不值得,是否得到學界及同事的承認;如果比我差的人都上去了,我上不去,會很傷心的。然后,你到全國各地開會,發現阿貓阿狗全都成了教授,就我還是個講師或副教授,當然很傷自尊心。

      因為采用名額制,使得我們這些當系主任的,每年到了評職稱的時候,感覺特別不好。你必須仔細考量,有人工作時間很長,有人所從事的專業人才稀缺,有人年輕但成績非常突出,你該怎么選擇?而且,不是你說了算,那么多學術委員會委員,各自思路不一致。每回的評審結果,不全是學術判斷。評審中,人情占很大因素—你不知道是否有人“打過招呼”,這個人是否走過“后門”,那個人又是和誰更要好。總之,這么做,互相猜疑,內耗不少。學校好辦,讓人事部核定教師人數,撥名額,院系你自己去解決吧,“打”完了再往上送。這么一來,系主任是有權力了,可以上下其手,可我心里很難受,老覺得對不起有才華的老師。因此,我給校長書記寫信,建議向歐美大學學習,讓青年教師一心一意做學問,不必考慮周圍的人對你觀感如何,也不必小心翼翼地看各種“婆婆”臉色行事。若弄得大家都謹小慎微的,哪還會有什么一流學者。

      如果因現實條件限制,評審制實行不了,那就把四十歲以下的和四十歲以上的分開處理。四十歲以下的教師申請教授不受名額限制,也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“破格提拔”。我當年就是這么走過來的。我1992年評的教授,那年我三十八歲,而系里好多副教授都五十多歲了,也做得很好,我怎么好意思去爭呢?好在那年北大有新規定,四十歲以下的教師,若確實優秀的,院系不用管,直接送到學校來答辯。答辯通過了,不占系里的名額。這個“破格提拔”的評審很嚴格,一般不會濫竽充數的。若干年后,這個名額才回到系里來。對于優秀的青年教師來說,盡早給吃定心丸,解決后顧之憂,可以專心治學,不至于整天雞飛狗跳, 為那些亂七八糟的雜事操心。我給北大校方出主意,最好采用第一策,實在做不到,那就第二策吧。很可能是“說了等于白說”,不過,白說也要說。

      之所以說這些,有一個基本思路:如何讓年輕人感到有希望,覺得可以通過自己的努力來改變命運。最近報刊上常見中共建黨九十周年的大事記,好多將1977年的恢復高考列入其中。除了“撥亂反正”的政治史意義,還有科學發展人才培養等,更重要的是讓年輕人看到了希望。對于當初的下鄉知青來說,最痛苦的不是生活艱苦,而是沒有希望。一個時代,如何讓最優秀的年輕人看到希望,這很關鍵。每個時代都有人才,問題在于,執政當局如何讓人才發揮作用,不至于被埋沒。人的智力其實相差不大,差別在于居上位者是否給希望、給機會。如果有希望、有機會,那么,很多人就會拼命努力;雖然只有一小部分人最后達成愿望,但整個社會就在這種“努力”的氛圍中向前發展。

      我說過,大學里急需兩種人才:一是大家都在搶的學術大師,一是潛力無限的年輕學者。前者可以出高價購買,后者則只能自己培育——這點全世界都一樣。目前國內各大學都傾向于“選才”而非“育才”,我認為這是一個偏頗。

      問:我覺得您說得特別對。另一個問題,如果職稱只重視科研,那我就不用管教學了。因為教學是一個良心問題,教好教壞完全看你個人,它又無法考核,那我就只管搞科研,不用負責學生了。現在青年老師大部分都是這樣。

      答:今天大學里評職稱,確實是以科研為主。大家也都意識到你說的這個問題,教師在教學上投放的精力遠遠不夠。

      問:您看那個時候的西南聯大,本科教育是它最好的教育,然后出了一大批“大師”。

      答:西南聯大為什么會有這個狀態?某種意義上說是“歪打正著”。戰爭狀態下的西南聯大,教學科研條件很差,學校甚至專門開會,討論如何處罰那些沒有“按時還書”的學生。因為圖書館就這么點書,對老師對學生都非常重要。西南聯大的本科教學為什么做得好,其中有一點,就是因儀器設備嚴重不足,教授們沒有辦法做高深的研究。尤其是理科教授,有學問,但無法做科研,正好把所有精力都投在培養學生身上。那些聯大學生,比如楊振寧、李政道等,到了美國之后,發現自己的基礎比美國學生還好。我們常說,西南聯大的學術質量很高,我加了個注,是本科教學特別好。西南聯大也培養研究生,但數量不多;聯大九年培養出來的研究生,也就大概等于目前北大中文系一年招收的研究生數。

      說這些,是想提醒大家,對于大學來說,本科教學最重要。有能力,那才開辦研究院。現在,所有中國大學都在向“世界一流”狂奔,拼命把自己往上拔。可要是沒那個條件,挪用了本該用在本科生身上的資源,那是得不償失的。結果必定是,研究生沒教好,本科生也沒教好。這十幾年中國高等教育“大躍進”,數字確實很好看,硬件上也有很大發展,教育部認為了不起,我卻斷言后患無窮,日后得花很大精力來“糾偏”。

      爭論的焦點在于,在一段時間內,竭盡全力“把餅做大”,結果會怎么樣?可能是“廣種薄收”,也可能是“劣幣驅逐良幣”。就看你的立足點及視野。比如,原來我招一百個學生,現在擴大到一千個,那一百個肯定還在其中;原來只需要一百個教授,現在擴大到一千個,那一百個估計也跑不掉。這種思路,我稱之為“廣種薄收”。培養的人才比以前多十倍,即便很多不合格,但總有好的吧?但他沒想到,還有另外一種可能性—若風氣不好,那一百個優秀學生,被擠到了邊緣,根本發揮不了作用。以中文專業為例,最近這些年,每年培養一千多個博士,這些博士是要當教授的,還要當系主任、當院長、當校長,若他們不合格,日后將是何等局面?中文專業底子厚,還算不太離譜;很多“新興學科”,步子走得更快,真不知道以后怎么收場。

      問:陳老師,您覺得,在您的生命歷程中,最好和最壞的時代分別是什么時候呢?為什么?

      答:最差的時代肯定是“文化大革命”,最好的是80年代。

      問:80年代給您一種什么感覺?

      答:那是一個有理想、有希望、年輕人朝氣蓬勃的時代。

      問:看到您對80年代的評價是“元氣淋漓”,那您能不能用一個詞來形容現在這個時代?

      答:今天這個時代,很難用一個詞來形容。

      問:是不是太復雜了?亂象橫生。

      答:也不能這么說,“亂象橫生”這個詞太貶義了,有點情緒化。現在這個時代,我更愿意說它“平庸”。整個社會在發展,民眾生活在改善,當然,矛盾也在積聚,危機依舊四伏。我之所以說它“平庸”,是相對于上世紀80年代。現時代的年輕人太現實,缺少理想性,很多人不想著“做大事”,整天琢磨如何“當大官”“賺大錢”。我說80年代“元氣淋漓”,也不是沒有缺憾,而是在整個社會生活中,你明顯感覺到有一股“氣”在支撐著。不是單純的“好”或“壞”,而是那個時代的青年“很陽光”,這點讓我追懷不已。

      問:您90年代的時候還寫過一本《學者的人間情懷》的書,您覺得現在,特別是那些年輕學者,他們還有“人間情懷”嗎?

      答:我哪敢說現在的學者“沒有情懷”啊。

      問:您當時不是說到這樣一種矛盾嘛,學術與議政之間的矛盾,包括知識分子與媒體之間的關系。您覺得現在的這個狀況應該怎么評價?

      作者 | 陳平原 來源 | 《社會科學論壇》2012年第6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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